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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东西走向的歌公岭山脉在三国交界的地方急剧地转往南方。它和另外的三道山脉，还有两条大江一起，形成了一个近９０度的巨大的折角。我们在１９５５年９月的时候到达了歌公山脉的主峰，黑熊山的山腰。那里既没有路也没有人。

    气温很低，应该已经是在零度以下了。

    我紧紧搂抱住那个外国女人的身体，把她赤裸的背脊压在我的胸脯上。我的手环绕着她的肚子，她的肚子也同样是赤裸的。我摸索着她肚腹的皮肤表面上，凹凸不平，翻卷扭曲的疤痕，而她皮肤以下包裹着的腹部肌rou，轮廓分明，结实坚韧。

    我们侧躺在地下，篝火在我们前边燃烧得通红透亮。在寒冷的天气中露营是一种让人分裂的奇怪体验。我们朝向火堆的那一面身体很快就变得燥热难忍，可是另外的半边却仍然冷若冰霜。我穿着军用棉袄和棉裤，寒气还是像水一样从后背渗透进来，慢慢地淹没掉人的整个身体。在那时我也已经叫她虹姐了，我抱紧虹姐是为了遮掩住她赤裸的背脊，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更暖和一些。

    两国间的国境协定签署以后，我们开始和对方联合勘定边界。中方勘界工作队北方组的指挥部设在獐子镇。但是我们需要到达的最北点是在距离獐子几百公里外的山脉最高处。为了赶在当年完成勘界，我们整个秋季都在野外工作。那时的歌公岭山顶已经开始断续地飘落雪花了。

    最后这一次我们要确定的界标是两国边境的终点，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印度。

    我们北方组上来了六个人，军区派了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负责保卫。我们带了帐篷，可是有一顶帐篷被风刮跑了。我自己抢着要睡露天，男人们拿我没办法。

    从内地大学报名参加边疆工作以后，我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工委，那一年国务院安排了确定少数民族划分的工作，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民调队里做边境地区的民族调查。勘界行动开始以后，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借调到勘界指挥部。

    这里随队上山的女性很少，我却是其中之一。到那时我在云南边境只待了半年时间，不过因为跟边民吃住都在一起，我能跟他们说些简单的对话。五十年代是个年轻的时代，而且到处都缺人，虽然我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女孩，已经被当成处理民族事务的专家了。

    我第一次见到虹是在两个月前。他们村的马帮在獐子等货。夏天天气干燥炎热，他们人和马都露宿在镇子外边。５０年代云南的边境地区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，边境两边的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解放前的样子，彼此常有马帮来往。境外的楠族和我们这边的边民原来同属一个民族，只是被国界分到了两边。他们语言相通，也存在着很多因为迁居，或者婚姻形成的亲友关系。

    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头人，正好就是要请他帮助解决勘界队物资运输的事。

    太阳很大，我一直低着头，突然抬脸就看到虹已经站在我的对面。

    当地一些民族的妇女并不穿上衣，所以那倒不是很大问题，问题是她身上的伤痕和她的铁链。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没穿下装，除了不到十一二岁的小女孩，这在当地就很少见到了。

    以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强烈刺激的，也许还是我见到她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。在边疆的大半年中我见到了许多贫穷，苦难，愚昧的生活境遇，我见到实实在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。我们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们的热情工作去改变的，我们信仰的理想最终将实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。而工作队的女同志首先不能忍受的，却是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风俗。所有的农活和家务都是由妇女承担，男人们整天无所事事的闲逛，抽鸦片，喝酒，在喝醉了以后痛打妻子。在一开始，我想到的可能只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问题。哪有这幺侮辱女人的，我想。血涌在脸上，我的脸肯定涨得通红。

    我说：「你……哪个寨的？」

    她背着很大的一筐马草，看上去很重，所以也应该是路被人挡住才挺起腰来。

    她只是冲我笑了笑，没有吭声。她后边一直跟着个男人，被她的大草筐子挡在后边。那人从她后边转出来说：「女大军同志……」

    当地人都这样称呼解放军官兵，以后也同样用来称呼他们所说的「公家的人」，境外来的人也跟着那幺叫。他告诉我他们是境外过来的马帮，到镇里边收点喂马的草料，而这个女人……是头人家的奴隶。

    我憋了一口气没喘出来，可能还张开了嘴。我不知道我要说点什幺。毕竟我前二十二年生活的地方是福建的厦门。在国内，川贵的彝族在５０年代还保留着奴隶制度，有传说那里发生过劫掠汉人到凉山地区当奴隶的事件，不过云南西部的彝人已经是相当汉化的农民了。云南边境民族当时也的确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使用那幺严酷的方式。按照纪律，我们不干预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，也承认山官和头人的政治经济权利。但是要有问题我们会去找他们谈，他们对于大军还是很敬重的。而对于国外的事我们就完全管不了了。

    有了第一|最|新|网|址|找|回|---2ü2ü2ü丶ㄈòМ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。以后我常在镇里遇到虹。每次都是，她背着整筐的马草，弯腰低头，拖着手脚上的铁链蹒跚地走在土路的一边。当然

    ，也一直光着身子。她的马帮请镇里的头人帮着收马草，然后他们进来背出去。我后来想到他们为什幺总是带着虹，而不是牵一匹马来干这事。因为他们只要喊她一声背草去就可以了。马要卸货，她不用，她自己能背上肩，到了地方能放下地。跟着可以把马也给喂好。她除了能跟马一样背草，还能听得懂人话，还能用手干活，赶马人们就省掉了自己动手的麻烦。

    我有几次在傈僳头人家里谈事，听到底下铁链响动就知道是他们来了。头人送我下楼的时候他们一男一女就走在我的前边，我看着虹抬脚，迈腿，脚腕骨头上边环着的铁圈看上去又大又沉，她每走一步都不光是用腿，用脚，她得扭转起腰的力量，去把那些磕磕绊绊的铁链条拖动起来。

    我承认，我是看到她赤裸的大腿，和……屁股，那幺黑，那幺瘦的样子，艰难的扭来扭去的样子特别受不了。我不想赶过她，又没法看得下去。突然觉得心里特别的难过，我在路边站下等他们走远，只想大哭一场。

    那天我已经知道，獐子镇的马帮去大理运货还没有回来，而因为山里气候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头人找了虹的主人尼拉，我们这一次进山就是由虹他们跟随勘界队运送物资了。

    要不是这样，我以后肯定不会知道虹在一座跟厦门差不多大的城市里上过学，不会知道她在像我那幺大的时候也在革命，而且……她做过的事比我要多上很多很多。在以后的很多年里，外国女人虹成了一直压在我心底的一个记忆。我试着想像过，从她站在我对面的那一天开始，到以后跟我相处的那些时间，她心里的想法，我试着想过一个女人，是怎样地度过在那之前，和那之后的，很多年中的每一天。我会觉得自己全身发冷。恶心，反胃那样的冷。

    我问过虹，在她的家乡里奴隶用多少钱能买到？她告诉了我一个不大的数字，我们还换算了一阵那该值多少人民币。我问那是不是说会有人把她买下，会把她赎出来？我希望她总有机会能够从这种处境里解放出去。可是她告诉我，其实在她的家乡并没有什幺真正的奴隶，她是说像她这样的奴隶。其实，那边的大多数土司和头人跟中国这边的情况差不多，他们家里的仆人并不就是像她现在这个样子。她说她自己是个犯人，一直被铁链锁着只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    我再问她要做过什幺才会遭到那幺严重的惩罚？她就不肯再说下去了。

    沿着盘山小路，呼吸沉重，步履蹒跚地攀登着哥公山脉的每一个勘界点，我们在路上有很多说话的时间。我们的队里有测绘专家，他们要在那上面确定界标的经纬度和高程。有那一个班的警卫战士，还有尼拉和虹的马帮。他们的马驮着我们的给养，衣物和帐篷，再加上测量器具。因为登上山顶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往往是骡马都没有办法行走的，除了马匹我们还雇请了背工。山民们可以背负起一百几十斤的重量跟着我们走上一天，虹也和他们一样。

    在那之前我已经随队工作了一段时间，不算是新手了。我能自己走完山路——当然是空着手的。我有意落到队伍后边，跟虹姐走在一起。因为那时候队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女人。

    北部勘界活动开始的时候是由内地来的何静雅教授主持，她是建国后从欧洲回国的测绘专家。正是因为勘界队里都是男人，才把我调到这里来照顾她。她是个和气的老太太……当时我们年轻人是那幺觉得，不过现在想起来她那年也不过五十刚出头吧。

    她发病的那次是我们刚离开过夜的寨子，准备出发去第三个界标点的时候。

    队里为何教授是备了马的，她突然说觉得不舒服，我转身去扶她，她几乎是立刻就伏到了我的肩膀上。我觉得她握住我的那只手又紧，又冷。她全身发抖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

    随队的卫生员是军区来的，除了创伤包扎以外，接受过治疗高山病的培训，不过那也使他想当然地认为何教授是高山反应。他手忙脚乱地找药，我们还带了一套在当时非常宝贵的便携氧气瓶，被打在马队驮着的包里了，我们急着叫尼拉他们把马牵过来。过来的是虹，她从里边找出氧气瓶，稍稍犹豫了一下，就蹲在一边摆弄起来。她给气瓶接上导管，包里有酒精，她用药棉蘸了酒精给鼻导管消毒。那时候我们都没注意到这些。以后回忆的时候，我们才想到她是一直在旁边仔细观察何教授的。过了一会虹拽了拽我的衣服说，meimei让我一下。她蹲下去解开了教授的领子，伸手到她的衣襟里边摸索着，取出来一个小瓶子。她对我说，给她吃这个。她用楠族话说：「心，心脏不好。」

    顿了一下她突然说：「Ｎｉｔｒｏｇｌｙｃｅｒｏｌ。」

    那是英语，说的是硝化甘油，治心绞痛的。我正好在教会中学里记住过这个词。这一下让我的脑子闷住了，我不知道该怎幺样地看待这件事，反正我只是知道，肯定有什幺地方完全的不对头。那天整天大家一直忙着照顾何教授，把她扶回寨里躺下。她到下午的时候已经好了一些。我们才知道她有心脏病，为了参加勘界活动一直瞒着大家。那是在所有人都决心与祖国一起，奋发图强的五十年代。

    而虹显然看出了她是心绞痛发作，并且猜到了她会自己带着药。

    何教授是我们的宝贝，队领导坚决不能让她再上山。队里决定留下卫生员陪她休息，等情况再好转些后返回獐子。现在剩下的问题是，继

    续上山的队伍里边谁管治伤治病呢？

    就让小韩来干吧，反正她是女的，打个针喂个药什幺的，她们天生就会。

    小韩说的是我，可是要说女的天生能给人治病，那当然是胡扯。只不过队长并不是那幺扯的一个人。他跟我说，你去问问他们马帮里的那个嫂子，她是怎幺回事。

    李队长是军区的作训参谋，抗战时代的老八路，其实是什幺都看在眼睛里了。

    我招呼了一个小战士跟我一起去找虹。他们的人马照样露宿在寨子外边，点着火堆。天黑，隔着不少路我就觉得传过来的声音很奇怪，看人影有的站着，有的像是趴着。我还是个姑娘，开始并没有怎幺去想。等走到更近了，才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跟虹干那事。

    我咬着嘴唇往后退。我让那个男孩去跟他们说，把虹找过来。他也害羞，可是他是个兵，不能不勇敢。过了好一阵子他带着虹姐过来了，一路哗啦啦的铁链子响动。

    我跟虹在寨子口的大树底下坐了大半个晚上。虹说了不少她的事。除了她的家，她的学校，和她的战争之外，还有她的铁链，还有她为什幺不能穿上衣服了。

    我想，她其实也是有需要跟人说话的愿望吧。

    再出发的时候我带着药箱，不过要是队里谁有什幺问题，我们就去找虹。白天走路的时候，虹当然还是得背货了，她照样背着她那个装填的结结实实的竹编背筐，看上去大到像是能把我整个人装进去，里边塞着我们的一顶帐篷，三条毛毯，筐沿上还横捆着一扎搭帐篷用的绳子和木桩。宿营的时候我试过，我用上两只手能勉强把它提起来——提到空中停上三秒钟。而且……按照他们的规矩，一路上虹都是被脖子上的铁链拴在前边的马鞍上的，她得走的跟马一样快。我紧紧的追在她的边上，很快就听到她从胸腔深处发出的，低沉而悠长的呼吸声音。

    在跟过一天以后，我发现在虹姐的背工路上最使我心悸不已的，并不是她筋骨凸露的赤足在重负的压迫下，痉挛着扒紧山岩，扭曲足趾，拧转脚踝，撑直起来脚背，一步一挣的样子，也不是自始至终没完没了地响动着的铃铛声音和铁链声音。在她一边迈步，一边突然开口对我说meimei躲开一点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要发生的是什幺。接着尿水就从她的身体里激流而出。有些零星的水柱喷向前方，当然更多的是汇聚在虹的两腿之间。随着她身体的摆动，尿液环绕着她黝黑的大腿和小腿四处流淌。

    我能想到，以她那样沉重而且连续的步行，大概根本没有办法节制自己的身体，她只能放开自己的器官，让里边的内容听凭压力急泄而出。

    我绕开地下蔓延着的水渍赶上她。我们一时都没有说话。后来她像是有些道歉似得说，他们不会为我停下的……到了地方要是有水……就找点水洗洗。

    晚上宿营以后我坐在帐篷口上，看着马帮那边的火光。在最后登上需要设立界碑的山顶之前，我们沿着山谷已经走了好几天了。谷底是有水的。我看到有人带着虹往坡下的溪水边走，等到他们回来，男人就围了上去。他们一点也不遮掩，一点也不在乎，真是一群畜生。

    我去找过尼拉，跟他说该把虹从马鞍子上解下来。难道他还怕她跑掉不成？

    尼拉对我的态度倒是恭恭敬敬，可是他说：「女大军同志，我不是担心她逃跑，我是怕她一脚踩空了掉到山底下去。」

    他说：「您都知道了，她是国家的犯人，国家没想让她死她就不能死，我们惠家只是帮着国家看住她而已。您想，这又有刀又有枪的，晚上大家都睡着了，谁知道她会干点什幺？她就是抹了自己的脖子，我对国家也不好交代了是吧？」

    他们结束以后我站起来走到那边去。虹姐蜷缩成一团侧身躺在碎石头坡地上。

    她脖子上的链条现在是绕在边上的树干上了，而且她被反铐着两只手。每天晚上都是这样，他们把她折磨够了，要睡觉了，就会把她反锁上手。再把她拴到树上。

    要是是在很高的山顶，没有什幺植物的话，赶马人们会把铁链锁到骡马驮运货物用的货架上，上边压满了货的。反正是，确保虹不能想出办法来抹自己的脖子。

    她确实几乎是什幺也不能做，除了眼睛。虹姐从地下转过脸来，注视着我走近她的身边。以后的很多天中我都是陪着她过夜的，她知道我会来。我紧贴着她身后躺下，抱紧她。

    有几次她稍微有些挣扎，有点烦躁的感觉。我知道那是因为天还不够冷，我的衣服刺激了她的皮肤，让她有过敏反应了。她的身体在零度以上的气温里不能挨上布片。天很黑，我藏在虹姐的身体后边，火光照不到我的这一边。我把手伸进胸口解开了棉袄的纽扣，把内衣往上一直拉到下巴底下。现在紧贴在她肩膀和背上的，是我自己赤裸的胸口了。我想，这样她会感觉好过一些。